工业设计与东方哲学，看起来似乎是两个领域，可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将东方哲学与智慧融入工业设计之中，也逐渐成为国内工业设计师思考的课题。现代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已面临着重大挑战，运用东方智慧改变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将“天人合一”的观念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要素复杂性中赋予新的价值，创建适应社会创新范式的东方设计哲学已势在必行。

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主流体系。这个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理性的科学技术，和以人的存在、价值、实现为宗旨的人文艺术。这是自古希腊时期开启的文化传统，最早的学术研究探索大都以神和上帝的名义展开的，宗教、神话、医学、化学等知识共为一体。到了中世纪，科学成了逻各斯（Logos）的智辩和形而上的释道工具，试图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了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探讨现实存在的“我”与另一个未知的、隔绝的“物”之间的关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心物二元”的思想：精神与物质是相互独立的实体，任何一方都不能还原为另一方，它们各自服从于精神的或物质的规律。

如果人文代表心，科学技术代表物，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心物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趋势，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在科学理性主义“绝对秩序”的作用下，情感、幸福、伦理、梦想等构成“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因素被忽略。而科技所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人相信其重要性的同时，把科学作为衡量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的观念，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此相对的人文艺术则将商业社会出现的拜金主义、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归罪于理性的科学精神。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的背离，在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也影响到了发展中的现代中国。

在如何融合心与物，科技与人文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上，西方出现了各种影响深远的思潮。本世纪初对“设计”的重新诠释和定位在“心物融合”上具有重要的价值。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其基本属性和客观规律性。其中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探索事物是怎样的；二是研究事物应该怎样，而“应该”的诉求就要涉及到人的愿望、爱好、要求等等。这个过程仅靠科技本身解决不了，需要人文精神。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并能提出可以被评价、检验的对象物，这个工作就是“设计”。如果说科技回答“如何制造一个产品”的方法论问题，设计则回答“制造什么样的产品”的问题解决型问题。在当今科技信息发达的社会里，产品的制造技术可能不是大问题，设计什么样的产品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也是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遇到的问题，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设计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国内制造业提升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设计力。《2001汉城工业设计家宣言》把“设计”诠释得更为明确而深刻：“设计应当通过将‘为什么’的重要性置于对‘怎么样’这一早熟问题的结论性回答之前，在人们和他们的人工环境之间寻求一种前摄的关系；应当通过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寻求和谐，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心灵和身体之间营造多重、平等和整体的关系。”[1] 苹果手机的设计诠释了这些理念：通过“触觉”让大众通过扎扎实实的“触感游戏”完成了“键盘对话”，使得“对谈”以类似体验的方式展开，改变了过去那种基于传统文本的线性叙事方式。正是这种体验逐步，改变了人的认知途径和认知结构，找到了技术与人的内心需求的融合点。通过“物”的方式让大众真切地感受到“心”的体验是什么。这种融合心与物的设计，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相互不能替代的第三种文化。[2] “心物二元”源于西方传统的自然观，认为自然是无目的的，人是有目的的，人是宇宙的中心。主体地位的确立，就有理由向自然索取。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批量生产和商品经济需求催生了现代设计的发展。如果说莫里斯在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的主张，给现代设计注入了将艺术之美带进生活的新鲜血液，那么之后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和包豪斯的“标准化”、“功能主义”，以及美国的“商业设计”等思潮，现代设计逐步沦为科学技术和商业社会的工具，为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工具理性的自大和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过程中，设计的本质也在逐渐滋长强势的武断和自以为是的粗暴。使得设计的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以至与出现设计的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3]从哲学家拉美特里（Lamettrie）的《人是机器》，到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住房是居住的机器”，都是设计工具论的典型代表，直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开始对工具性的设计观提出了挑战。

认识论与方法论密切相关，对设计方法论的探索曾经借助了科技的理性模式和艺术创作模式。上个世纪，从包豪斯“把劳作的世界与艺术家们的创造结合起来”的教学模式[4]、西蒙 (Herbert Simon)的“研究人为事物的设计科学” ，到舍恩（Donaid Schon）的“设计师是反省的实践者”等等，试图探索出科学、理性、系统的设计方法，但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适用于现代社会、可以指导实践的设计方法论。原因是：设计是一个反复的、非线性的过程，通过不确定的问题形势逐渐构筑问题及其解答。所以，设计不是一个知识提取和应用的过程，设计根本就不可能被纳入某种单一知识逻辑框架。无论是观念，还是方法，设计需要从“去工具性”中回归到本体。

现代设计根植于西方哲学思想和商品经济社会，为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体现“工具理性”的现代设计时常呈现出与“价值理性”的矛盾。“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使文化成为了一种工业文化、单面文化。”[5]处在引进、消化、吸收阶段的中国设计和教育界，需要改变三十多年来被动的设计思想消费者姿态，自觉创发东方设计思想，建立更为健全的人造世界新秩序。

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设计作为创造“人造世界”中担当起沟通心与物的桥梁，需要综合判断才能理出条理。设计中的很多事情不是割裂、孤立的问题，不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加以解决，可以将东方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只有这样，才能不再局限于后发模式，实现从设计理念和方法的根本性创新。“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 [6] 东方之所以带来光明，是因为东方思想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根本方向。

由于观念的不同，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方思维方式特征是直觉的、整体的、模糊的、体悟的和模拟的；而西方的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精确的、抽象的和演绎的。手机的“滑动解锁”被喻为“禅”的设计，是将“逻辑性的科技”与“直觉体验”完美结合。在科学、理性、秩序不断被强化的现代社会，天人合一、心悟、格物致知等东方智慧越来越受到设计界的重视，这些思想可以为创发东方设计学奠定基础。

天人合一来源于有机自然主义世界观，东方人认为与自然界和睦相处，才能找到人类的位置。与此相反，西方的科学主义世界观一方面促进了对自然积极主动地探索，以满足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对这种欲望的不加限制，结果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枯寂。科学主义寻求的是将逻辑贯彻到全部宇宙，但科学研究证明“世界本质上的非逻辑性正来自于科学寻求完全逻辑性的不能，这种不能的基础意义是——时空不是完全连续的。”[7]也就是说“世界不是逻辑的”印证了东方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先见之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8]定义了道作为自然界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是阴阳之和谐。如果说西方文明产生了逻辑主义，那么东方的“天人合一”更具自然、本能的思想。在反映事物本质上，有时要比线性逻辑思维离真理更近。这一点对设计的意义特别重要，科学技术作为方法论有助于解决设计中的实际问题，而在设计理念上不能由逻辑贯通主导，要朝着“活性的物”、“灵性的物”方向发展。

与西方的逻辑性、可析性不同，东方人喜欢用综合、模拟的思维方式，形象的说就是“心领神会”。这种综合倾向带来的是整体性和有机性的特点，是经验式的认知，整体与部分同时出现，同时把握。不用经过先从整体分离出部分，再将部分整合的方式，避免了先认识整体，忽略了部分重要性的毛病。有学者概括为“统觉模式”，“统觉是较少歪曲事物本性的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9]。在未来相关关系重于因果关系，整体性重于精确性的大数据时代，更适合这种整体的、非结构化的和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认知过程中“瞟一眼”的信息含量要比单纯的文本线性传递更鲜活、直接、生动，而且具有“因人而异”的独特性。所以说，心领神会更容易进入“创造”的境界。

东方的直觉思维是一种情感介入、经验参与的全身心感悟。这种领悟没有经过逻辑分析过程，跳跃式的一下子达到思维的结果。佛教中的“参悟”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中医学习的“心悟”，都是强调直接体验。包豪斯教师伊顿可能是最早发现身心体验对提高感悟能力的必要性，他的教学理念缘于对东方哲学的悉心研究。所以，被主张功能主义的校长劝离学校的事件背后体现了两种教学观的分歧。设计教学中“心脑手一体化”的教学设计，在教学理念上不能仅仅看作是技能性的训练，而是提高知觉思维能力。感悟在化解注意力散光、焦虑、信息爆炸等方面已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能力。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同时，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再次引起世人兴趣。独立于科技和人文的设计同样需要运用东方智慧注入新的活力，将天人合一等东方智慧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要素复杂性中赋予新的价值。我们需要改变几十年来纯粹被动的设计思想消费者姿态，创建适应社会创新范式的东方设计哲学和设计方法。然而，东方设计学如何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