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 English
厦门凡迪雅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业产品市场策划、外观造型设计、结构设计、手样制作、模具开发制作、产品生产配套、平面设计、包装设计为主导的专业设计、咨询公司，掌握着第一手设计咨询。
好的设计不是外观漂亮，而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引导人们健康合理地生活。蒋迪雯摄几天前的2017上海设计之都活动周，又一次吸引人们的目光。
这是一场用“设计”重新定义城市与生活的展览。琳琅满目的展品背后，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消费升级浪潮即将来临：城市人越来越在乎生活美学，在乎“设计感”，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有创意的生活用品。
然而，也有人说，真正关乎城市发展、关乎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设计却被忽视了，那就是工业设计。
当“设计改变生活”正在拉开一场创新大幕时，我们的工业设计究竟面临哪些困惑和问题？
工业也要设计
曾被认为很荒唐
9月初的早晨，上海展览中心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那几天，来自全球的创新设计产品，分布在近13000平方米的创意展区里。“城市创新·消费升级”成为主题，处处体现着上海作为“设计之都”的理念。
炫酷黑科技、原创潮单品……仔细品味展览上的设计，不得不感叹，在这个时代，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然而，王日华在参观完后，说了一个转折句：“中国的设计师越来越有创意。只是可惜，工业设计太少了。”
他是上海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每届受邀前来观展，亲眼见证中国设计如何在近几年迅速腾飞，甚至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然而他感到，现在热闹的大多还是时尚消费品设计，另一块工业设计，或者狭义地说，机械装备设计，依然不受重视。
有火眼金睛的“内行”发现，今年的上海设计周上，有些展台的家具其实是“熟面孔”，已经展出过好几回，企业继续把“老东西”拿出来，还真有消费者以为是新鲜设计，看得津津有味。
“而真正的工业设计，却没有多少展柜，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王日华说，“尤其是机械装备设计，才是真正能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关键。”
与他不谋而合的，还有另一个没有出现在上海设计周上的人。他叫柳冠中，清华大学教授。他在我国开创了工业设计专业的先河，奠定了我国工业设计的理论基础，因此被外界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父”。
上世纪80年代，柳冠中从德国学成归国，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想开设一门学科叫“工业设计”。结果当时被引为笑谈。有人这样说：工业只有重工业、轻工业之分，工业还要你设计，简直荒唐。
“我们只从字面上理解，以为工业设计，就是工业的外观设计。而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工业只重功能，不需要外观。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认识误区。”柳冠中解释。
那么，工业设计究竟是什么？
工业设计师
不是机器外观美容师
在柳冠中看来，工业设计的本质，是由大工业时代的分工带来的。
想象一下，农耕时代的手工作坊，一个师傅带着一帮徒弟进行创造和设计。哪个环节要调整，小团队里打声招呼，彼此说一声就成。
然而当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生产的东西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百上千。于是有了分工，有了流水线，每一个工种岗位必须分开，工人只做一个环节。分工带来效率，分工也带来隔阂。工人做完自己的环节后，他压根不知道下一步工序是什么。而他做的环节有没有达标？如何检测？这些都成了问题。
所以，必须有一种人，他提前就设计好了一切：如何设定分工岗位、如何让每一个环节无缝衔接、如何让成百上千个作品都达标，甚至如何进行市场营销。一切流程想清楚后，才能有一条生产线。而这个“想清楚”，就是工业设计。
一名工业设计师，需要懂得材料、懂得工种、懂得销售、懂得市场。工业设计，并不是我们长期以为的把机器外观美化一下就行。
“国内很多人，把设计当作生产力。其实不是，它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是顶层制度设计，是一种产业革命。”柳冠中对许多人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因此也不意外，为什么王日华会认为，“想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想要成为创新之国、创新之都，我们必须把工业设计放在重要地位。”
可惜的是，即便业界意识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愿意投入的设计师也不多。工业设计投入大、产出周期长，看到结果需要三五年以后，过程中充满风险。而时尚消费品设计周期短、回报快、容易做。如何选择，不言而喻。
王日华进一步说，面对这道选择题，大型国有企业尤其为难。在GDP（国内生产总值）考核压力下，领导任期内往往觉得，还是短平快的项目更能有个交代。因此愿意从事工业设计的人或企业，相对时尚消费品设计而言，显得冷清许多。
火箭般增长
只差临门一脚
设计师周佚，20多年前从广东回到上海。出乎同行意料，他主动投身于工业设计，开了一家工业设计公司。
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在这座城市刚刚吹起，一切方兴未艾。而周佚，放眼整座城市，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大概是上海最早的民营工业设计公司。”他说。
当时市场上做工业设计的机构不是没有，但大多并非专职，专注只做工业设计的企业，在1990年代的上海确实不多见。
那时候，绝大多数国内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工业设计的价值。所以头几年，周佚的客户大多来自外企。他的第一批项目，就是夏普、西门子等跨国企业主动找上门的。顶峰时，周佚的公司成为西门子亚太地区创新中心合作伙伴，为西门子提供全方位的设计服务。
然而大好形势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2005年后，西门子逐步取消了在中国的手机、电话机业务，也停止了与周佚的合作。
公司面临转型。但是怎么转？
“工业设计的范围其实很广，它调整的是人与机器的关系。”周佚说，于是他想到，让公司的设计业务从消费端转向策略端，也就是为企业制定相关产品的一整套策略。
2010年，国内新兴企业风起云涌，周佚接到了更多国内企业的订单。他们的创新需求和外企很不一样。
比如，有段时间特别流行“互联网跨行业颠覆”，一些不做手机的国内企业想要进入手机领域，他们连品牌都是全新的，需要工业设计的不只是某一段环节，而是整条产业链，从品牌战略、概念、生产到产品落地。
“我们的设计从前端一直做到后端。”周佚感慨，由于国内企业创新体系还不健全，反而让设计师可以大展拳脚。业务模式的升级换代，也让他的“工业设计公司”转型成了一家“产品创新公司”、“决策咨询公司”。
但其实，国内客户只是不明白，这本就是工业设计应有之义。
随着“双创”的推动，国内企业仿佛一张白纸一般，摆在设计师面前，任由他们从头画到脚。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速度，仿如火箭般高速增长。其中，工业设计师可发挥的空间，远超出以往，甚至可能是全球500强跨国设计公司都达不到的量级。
我们在工业设计上，其实只差临门一脚。
缺理性判断
想不清楚品牌风格
这临门一脚怎么踢出去？不妨听一下国际优秀工业设计师的建议。
在松江大学城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德稻大师工作室”里，贺迈接受了记者专访。
他是德国著名工业设计师，尤为人所知的，是几款经典宝马汽车的设计。近几年，他频繁来到中国开展业务，对于中国设计有哪些问题，感触很深。
有一次，他给一家中国企业设计产品方案，企业领导一直犹豫不决，在多个方案里迟迟不能抉择，只会一个劲地不断要求贺迈的团队继续设计新方案。
贺迈询问对方，究竟想要什么风格、什么定位的设计？对方又回答不出来。
后来，贺迈得知，他的上一任设计团队，已经为这家企业设计了上千个修改方案，却仍然没有让对方满意。听闻此事，贺迈决定放弃这家企业的业务。
他解释，在德国，每个品牌都有自己清晰的定位，企业对设计方案几乎没有“选择困难症”，因为它不是根据个人喜好。
比如说，宝马、奔驰、奥迪这3个汽车品牌，彼此风格、定位差异很大。有的注重舒适低调，因此车头设计看起来像一个微笑。有的注重时尚个性，车头设计看起来像一头猛兽。
但是在中国，品牌的概念近几年才日益被重视。更多中国企业，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品牌风格、品牌文化。于是面对琳琅满目的设计方案，他们只能凭个人感觉，而不是理性判断，哪一种方案才真正符合品牌定位。有些中国企业，甚至都不确定谁才是决定方案的那个人，一会儿是市场主管，一会儿是行政主管，一会儿是业务主管。
“当然，也有可能是大老板来决定。但很可能，企业想做的产品针对的是年轻人，而大老板已经70多岁了。”贺迈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成为一流
先要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另一个备受诟病、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抄袭模仿。这对设计和创新，是致命伤。
柳冠中参加过许多工业设计的学术会议。他发现中国设计师的问题几乎永远就是那几个。
比如有一次，一位业界知名的英国设计师来到中国，当场就有中国设计师问：“您觉得我们中国设计应该怎么做？”外国人的回答非常坚决：“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不要来问我。”
接着第二个问题往往就是：“您认为，中国怎么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设计？”外国人回答：“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经历和欧洲不一样。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遇到过的，当你们自己把问题解决了，你们就是一流。”
当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模仿、复制是难以避免的。
柳冠中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汽车。1957年左右，我们引进苏联汽车的整套生产设备、流水线、模具，对方还派来技术人员辅导，汽车生产线一下子就建成了。那个年代，我们出了数不清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人、技术骨干。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制造的汽车仍然是老样子，设计几乎没有改进。
“因为设计是苏联的，我们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工业设计，我们在引进时，没有真正学会他们的设计，只知道埋头苦干、埋头加工。”柳冠中说。
同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派了几个代表团去日本引进电冰箱。所有代表团，都引进了日本同一类生产线。
柳冠中说，当时应该由一个代表团去买松下的生产线，一个去买夏普的，另一些去买澳大利亚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这样过个三五年，说不定中国冰箱就制造出来了”。
贺迈也遇到过类似事情。他说有好几次向中国团队介绍方案，当他自豪地表明“我们的设计独一无二，极具创新”时，对方往往一脸冷漠地反问：“此前有人做过吗？有经验让我们参考吗？”
不是为了美观
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更难克服的，还是观念误区。
什么才是好的设计？中国消费者十有八九会这样回答：造型好看、别致、时尚。
然而，受访的工业设计师们几乎都是另一个答案：好的设计不是外观漂亮，而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引导人们健康合理地生活。
比如一个杯子，制造时，它是产品；流通时，它是商品；使用时，它是用品；被扔到垃圾箱时，它是废品，或许还能被废品回收。设计一件物品，不能只有外表炫酷，必须考虑它会经历4道社会程序，面临4种处境，每一道程序如何应对，是设计师的责任。
在接受采访时，贺迈说：设计，是为了让地球可持续。柳冠中说：设计，是为了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贺迈坦言，自己设计的汽车，吸引了很多消费者买车，“但我知道，这样会加剧城市的拥堵”。所以现在，他醉心于设计城市的交通系统，梦想通过先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系统，解决交通拥堵这个顽疾。
他还设计了一款感应式多功能水龙头，获得国际大奖。但是这款水龙头让他得意的地方，并不是外观多么炫酷和梦幻，而是它的自动感应和多功能，能够减少细菌交叉感染，适用于医院等公共场合。
“我设计的是水龙头，但我更在意的是，我的设计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贺迈说。
柳冠中描述，过去我们的观念里只在乎功能，比如，有一辆自行车就好。但后来，我们开始消费品牌，消费面子。现在，都市人开始追求独特，眼球效应，又学会了消费情感，消费自己。而商业利用这种趋势，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随着我们目前“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生活品设计得像艺术品，引导你奢侈，引导你浪费。市场在狂欢，让你不断买买买，商业和设计共同构筑起一种虚幻的幸福模式。
比如手机，不到一年就买新的，比如去田子坊逛逛，忍不住买来各种新鲜的小东西，在桌上摆了两个月又扔了。有没有人想过，这会带来极大的回收负担、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有没有人想过长此以往，我们的后代怎么办？
真正好的设计恰恰相反。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是协调人与物的关系。
“工业设计在意的，不是很酷很炫的小玩意，而是创造力的提升、国力的提升。”柳冠中说，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一轮消费升级、设计升级中，较为忽略的。
城市创新
上海需要什么设计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近几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到来，不以我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中国正面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兆，对它的认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机器人”、“高度自动化”。他发现，到了工业4.0阶段，生产有了新的意义。
生产，不只是生产端获取利润，它反过来，被消费端和需求端的升级“倒逼”。比如，中国消费者去抢购日本的马桶、电饭煲，实际上它们是中国制造的，但中国的生产者一直以为中国人自己不需要，一直停留在给日本品牌加工的阶段。而现在，人们需求的提升，让供给端产生了变化，这就需要工业设计发力。
在周佚的设计团队里，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专业令人意想不到，那就是人类学专业。
“我们叫消费洞察。”他说，驱动社会发展和设计的，将会是人本身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未来，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设计师，只要有发现问题的眼睛，有改变的冲动。
过去，职业设计师必须依附大企业，但现在有了互联网，许多环节可以通过成本很低的外包方式解决。甚至一个消费者，可以直接把需求放到网上，谁能制作设计，网友们投标。
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逼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这种倒逼，让设计得到了重视。柳冠中形容，设计师从原来打“游击战”，变成打“阵地战”。
然而当设计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只是时尚消费、品牌消费，而是生活究竟需要什么、社会发展需要什么、城市创新需要什么。
人口日趋增加、资源日趋减少。城市和人如何共处？这将是中国工业设计逃避不了的问题，也是我们走向创造大国的必由之路。比如，新出现的分享经济，就是用设计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案例，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今，很多人拿深圳和上海做比较。王日华觉得不太公平，毕竟，上海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1865年江南制造局就诞生在上海，走过一个多世纪，这座城市的创新成本显然比较高。
许多受访者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在工业设计上，上海应该承担引领的使命。因为上海有成熟的工业体系，有优秀的设计学院、教育资源，比如同济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德稻大师工作室等等，上海还云集了各种设计人才。
比起短平快的时尚消费品，或许工业设计，尤其是在策略设计、制度模式设计、生产关系的设计上，上海更能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以上为厦门凡迪雅公司了解到的最新设计讯息，公司致力于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客户解决前期市场策划、产品外观设计、结构设计等问题，及提供后期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