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凡迪雅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业产品市场策划、外观造型设计、结构设计、手样制作、模具开发制作、产品生产配套、平面设计、包装设计为主导的专业设计、咨询公司，掌握着第一手设计咨询。

设计思想的变更 ，自从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重新定义了现代设计后，加之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对于这片土地进行的耕耘，这些最终促成了德国包豪斯这颗现代设计萌芽的产生。 
现代设计给了人们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人们建立着一种新趋势下的生活方式。 
但是当现代设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后好像总是有些“跑味儿”，到底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设计？更具体来说现代设计如何为现代中国人服务？生活层面上设计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回归到一个最原本的问题被设计服务的“人们”是谁？ 
无论是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还是包豪斯，在他们设计思想的背后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 
魏玛的包豪斯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背景下诞生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风潮带动了包豪斯乃至现代设计思想的形成。 
因此带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的社会伦理关系是设计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前提，但是毕竟工业设计品是一种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产品，因此这种思想概念越纯粹在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产业内部就越发的不适应。 
从而使现代设计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了“为消费者服务”。 
可能两者乍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在于“人民”和“消费者”当中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尺度-消费能力。如果拉斯金或者莫里斯看到今天人们的所作所为恐怕又要掀起一场新的运动吧？ 
“消费能力”是一条残酷的区别标准，只有为消费和负担的起的人群思考和服务。首先便将设计师的思维局限在了“物”上，其次又把问题的判别标准定义为“购买行为”。这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和局限都是直接而“恶性”的。 
“物”的局限 & “经济权重” ，思维局限在“物”上，就剥离了一部分设计师应有的感知能力和人文情怀。在理想主义和重视社会伦理关系为基础滋养设计思想的年代人们对于设计的定位在于改善大众的生活；如今关于重视受众，体贴用户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真正人们研究的反而是些“形而下”的方面-“交互方式”，“设计方法”，“形态趋势”。更多的注重在可用性层面，识别层面，所说的整合把控也局限于“物”自身。不仅让人感慨，先哲们对于设计师社会责任协调社会风气的考虑逝之远矣。 
诸如此类，甚至在人们看到宣传“joy design”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惊异-“原来设计还可以是快乐的啊？”设计不让人人快乐，就像相声不好笑的现状一样残酷，从业者们应当为之警醒，如果说相声的问题在于媒体权重，那么设计的问题很大一部分便来自“经济权重”。 
经济的发展原理其实很简单，依靠于拉动人们的消费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为了让新产品能够作为消费的目标对象，媒体加紧宣传，制造商多快好省，市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设计师也被要求出场来为新产品们乔装打扮。我很欣赏王朔在于千岁寒中的论断-“时尚就是变着法儿搜兜”，高度概括直指本源，不仅“时尚”如此，整个消费市场目的所在也如是。因此在各方面强烈积极要求下，设计被直接组织到了整体经济体系当中，主要工作：促进消费，粉饰太平。 
口中说着“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 design”，可连设计师自己的工作都很不像“人”，以人为本从何谈起？同时，商业利益却几乎成为唯一的设计衡量标准这不应该是现代设计思想发展的全貌。“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 design”这些全是对的，追求商业利益同样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一名后进的“设计师”是否能像百年前的的先人一样，有那么一点儿的社会责任思考？ 
社会责任思考的回归 “资本”，“根本”？ “以人为本”，汉语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内涵，就像易中天先生评点三国中说刘备的“以人为本”是“以人为资本”，而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在于“以人为根本”。追溯到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时代，当时工业革命的发展让工业品大行其道，很多原本社会中间层面甚至下层公民都有机会想享受民主权利一样享受那些之前不可及的“社会产品”，通过改良工业品的设计思想，将他定位到一种促进社会伦理关系理想化的位置，用新的产品塑造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解决社会矛盾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对于那个年代设计的既定的流程。同样他的作用深远，直至战前，具有工业条件的国家公民几乎都受益于斯。回溯那个年代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以人民为根本”的设计思想。因此如果我们将设计师社会责任的思考定义在“以人为根本”，而不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看做“资本”，也就将社会责任明确为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那么这种社会理想伦理关系应当怎么样被塑造，以谁作为基础呢？ 

以谁为本？不禁要问我们应当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向来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方面人们想到的是要平均社会资源，社会财富但是往往这类“过激”行为很难被内敛的中国社会所良性消化，历史上一次次“变法”的难产，“变动”的动荡数不胜数。 
相比之下一种“兼爱”，“博爱”的大同思想应当是更为适用的妙方良药，在他“兼爱，博爱”的背后我们总是能够欣慰的看到他们自身对于弱势群体的倾斜，关注。如墨家的助弱御强，再如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考一样，都是从社会弱势的问题着手解决从而诠释和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 
作为一名设计师，我们的政治素养不比先哲，但是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仍是共同的目标。政治家用得是政策，而我们用得是产品。通过产品促进社会和谐的案例屡见不鲜，从当年的新艺术运动到著名的甲壳虫汽车，但是近几年我们却很难找到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责任为基础的设计。关注与中国社会的少之更少，我们更多的是聚焦在“物”而研究“事理”，而非注重于“社会”而研究“道理”。因此一种倾斜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于“社会”的“道理”的思考事在必行，他将为着眼于产品“物”自身，孜孜不倦的设计师门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乃至提炼出自身的思想根源。设计在线.中国 
对于我国弱势群体的思考 正确对待中西方差异 由于我国国情和西方现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被各辆推土机合力削减着，但是所说的“大同”的那一天恐怕还是得从现有的差异性做起。 
不仅中国和国际，简单的说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千年来一直存在着，而且这些推土机也在千年就开动了。可现状仍旧有着明显的差别。 
不要说生活行为使用方式，单单从人种上研究人机工程学便可发现东西方人种在尺度上甚至都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性格上更为明显，西方人外向，东方人内敛，西方礼节握手，东方传统是拱手抱拳，一个外向一个内向用力；西方人用刀叉，东方用筷子，一个外向一个内向。这些每天最基础的日常“下意识”行为尚且如此，社会行为的差异更是毋庸置疑。 
因此西方的标准不能照搬于我国，政治思想如此，人文思想如此，现代设计思想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寻找我国社会的代表性特征，而不是被西方的权威社会论调所误导。 
谁是最大的弱势群体？ 
城市贫民，无赡养老人，下岗职工。。。在报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但是那种弱势群体是我们最应当关注的呢？ 
我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农业国，70%人口在农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但是却无奈的忍受着不平等的社会条件，缺医少药，缺乏必要的教育条件，甚至被非农业人口歧视和指责。他们养活着我们这些每天在浪费粮食的城里人，还有忍受着别人对他们“乡下人”的指责。这是多么心酸的一幕，那么回到一个产品设计师的身份上，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提供过什么好的设计呢？ 
给农村的设计 ，对于农村的物质条件大家恐怕多少都有认知，不要说“好的设计”，良性设计恐怕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甚至夸张些但是“能用的，不太旧的”这样的物质要求可以概括农村人口对于产品的期待标准。 
由于农村经济的欠发达，以及对于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他们经常是产业经济时代的化外之民。我们经常在统计图标上看到“大中华地区”经常只是大在名字上，甚至地理上具体的业务涉及城市的总和还不及北美，更不好说销售量了。为什么我们有着几倍于其它市场的人口却没有良好的市场规模呢？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正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消费能力低下。 
就2007年统计数字，中国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仅为城市居民的1/5，但是即使是中国的城市居民大量的消费也仍局限在生活资料上，全民恩格尔系数普遍低于其他城市人口水平。也就是说城市人口收入是农村的五倍也只是基本满足于生活消费，那么农村仅有的收入如何勉强度日便是可想而知。 
经济发展在农村最直接的问题就在于“没钱买”，可是“没钱买”和“不买”往往是两个概念，虽然经济上不富裕但是一方面一些基础的生活资料还是需要购买的，即使挑个便宜的，买个旧的人们通常是“宁滥勿缺”的。 
但是当我们回到设计师的本职工作上我们却看到好不容易农民兄弟要买东西时候把自己这点钱掏出来却没有人在意，“钱太少”，“成本压力大”，“格调低”，这些都成为再正常不过的借口。但是社会责任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有奉献和投入的，这才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目的，而不是让他们去歧视别人。三代之前大家都吃不上商品粮，同族同宗被分化成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之后不但没有互助反而出现社会矛盾了，这些虽然在情理当中但是如何解决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说到发展，说到关注我们就要面对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开发设计产品需要钱，开发农村市场需要钱，满足农民需求需要农民手里有钱。 
可是钱从哪里来？难道我们只能指望农民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来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设计恐怕不会让任何一方拥有乐趣；靠三下乡一样“送“给农民兄弟们？能解一时之急，绝非长久之计。 
这时我们得从更基础的层面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局限所在： 首先是地理上，大多数位于偏远地区，有些得地方交通还是问题。 其次人口分布上不集中，相对固定且分散。 之后是人口素质上，普遍教育水平欠缺。 
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在于交通环节上，不仅是进不去而且出不来。就像“要想富先修路”的论断一样，交通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把人流，物流乃至资金流延伸到更大的农村当中去便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命题。 
就像我们做生意通常要有投资一样，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命题也正需要着我们的投资。试想伴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拓，我国的消费市场接触面会直接以倍数增长，而且对于全国的全盘经济发展来讲意义更为重大，而他们所需要的不光是资本的注入，而在某一种层面上说应当叫做“具体的设计”，如何能开拓出农村市场的设计。他可能是一件产品，一辆交通工具，一种设计思潮，但是他的根源就像前文所述是一种“设计师对于和谐社会伦理关系的思考”。 
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 —这事儿不矛盾 ，空谈理想是要饿死人的，但是理想指导现实是则是古人所说“名正言顺”的写照。这种发展农村市场的设计不仅仅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社会责任，同样也能通过这个具体设计给我们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利益。农村市场无论从地理概念还是人口概念上的数字概念在这里我不用多加宣扬，我想讨论的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让农村即进得来，也出的去—必要的农业发展条件进来，一部分过剩生产力出去。即打开了市场又为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同时随着农村自身于整体社会接触的增多，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一个稳定的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市场将是指日可待。在现代市场手段的作用下任何人都会被激起购买欲望从而就范，而且我们乐于此道=） 
等到那时，建立体系的人，或者描述为设计农村交流渠道的人便有这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渠道在手，万事无忧。但是是否具有这种建立渠道的远见，是否能够有效地设计出开发农村市场的良性方式这将是不仅对于“设计师”们的具体考验。 
而我们是否有着一定的方法可行呢？还得是具体适合于我们现有国情的方法？ 解决社会问题的特色方式 如人们一直关注的老龄社会问题，西方社会的普遍措施就是养老保险加老人院，显然这些不仅是看似冰冷的东西在我国是很难被良性消化掉的，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面临过老龄化问题，甚至我们一直在面临，但是解决的办法并不是直接利益上的优待这些“弱势群体”，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导向。说起来中国人对于老龄化问题的传统设计就在一个“孝”字上，自打汉朝开始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屡见不鲜。人们对于尊长的认识成为一种固有的社会习惯，赡养老人的问题随之不仅受到重视而且被良性解决。 
因此除了养老保险，老人院这种“治标”的西药，国人更应当在为弱势群体考虑的时候补上一方“治本”的中药。 
有些像是百年前洋务运动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历经这么多年人们还在年轻时候留学，中年之后回归主流价值观，可以说中学西学的“体”“用”之分早就深入人心了。但是我们意识到“西学管用”的同时，也不应当忘记东方观念的本位思考，只有二者的良性结合才能设计出有效地方法作用于我国这一特殊环境。 
结语：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刺激下，人们对于商业为主导的设计乐此不疲，但是同时我们是否应当回溯百年前工业设计师这一特殊职业的特殊背景？是否能够重拾起一丝当年先哲们对于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的关注？ 
为了一个具体到中国的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我们是否能够从一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业设计师做起，通过设计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促使和谐社会的建立和进步。 

以上为厦门凡迪雅公司了解到的最新设计讯息，公司致力于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客户解决前期市场策划、产品外观设计、结构设计等问题，及提供后期技术支持